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贡献

文/张跃林

刘少奇主席 旧照

刘少奇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1943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筹备党的七大。他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他说：“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日子里，缅怀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卓越贡献，对于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同志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维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做出了历史贡献。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倡共产党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刘少奇同志提出“结合”的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理论上开辟了道路。1941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答宋亮同志》信中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中国化。继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后，刘少奇同志又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意义，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把握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他一步指出：“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刘少奇同志在信中虽然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和毛泽东的理论，但他说的“中央的同志”，就是毛泽东等同志。很明显，刘少奇已经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在形成与发展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呼之欲出。

1943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此时已实际上处于第二把手地位的刘少奇同志，在这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文章中，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中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何者又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与假的马克思主义者？”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颂扬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说，“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刘少奇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解决了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里，刘少奇同志不仅强调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刘少奇同志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所作的最大努力，是他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1945年3月，刘少奇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准备提交七大的党章草案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他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并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结果，也是刘少奇同志正确选择的结果。刘少奇同志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命名的科学选择，表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党章中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之第一人。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5月14－15日，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在《论党》报告中，刘少奇同志第一次全面、系统、科学的概括了毛泽东思想，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意义及历史作用。一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也是刘少奇长期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刘少奇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刘少奇同志也因此而在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还第一次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三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惟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他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说：“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一、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突出贡献

刘少奇同志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专家，他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第一，创立党性修养理论。刘少奇同志强调，共产党员要注重理论上的准备和修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善于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加强党性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首先，要在信念问题上突出党性修养。刘少奇同志指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有一件事是终身不变的。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亦即是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终身的党员。这对于我们是终身不变的，变不得的，变了，就叫动摇，变节或叛变，那是党员最大的耻辱。刘少奇同志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难免遇到挫折和失败。我们共产党员的品质之所以可贵，固然表现在形势好的时候干劲十足，想干得更好一点；更应该表现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的时候，仍然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其次，要注重理论上的准备和修养。刘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没有理论的人很容易被错误思潮“俘虏”，容易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感，容易成为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他说，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指针，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在指挥台上指挥，行吗？不行。”他认为有些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使自己成为教条主义者，成为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在前进的道路上，只顾眼前，没有理想，鼠目寸光，成为经验主义者，成为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实行马克思主义，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去解决各种现实的矛盾。再次，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第四，要善于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刘少奇同志指出，要严肃地、坚决地执行党适应当时情况所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既不能因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拒绝执行这些具体政策，其中包括保护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使其有一个适当发展的政策；也不能因为执行这些具体政策，接受由于社会经济成分中资本主义成分的适当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丧失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应该善于灵活接近各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不是将自己放在保险箱里保持纯洁，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第五，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加强党性修养。刘少奇强调，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行动。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二，深刻阐明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生活中间要保护、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使党的决议更加正确，并臻于完善。首先，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众路线这一科学论断。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在我们党内，党的领导与被领导、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党的中央和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要发挥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次，强调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么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政权就有改变颜色的可能，就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再次，指出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生活中间要保护、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刘少奇同志指出：“在思想原则问题上，经过争论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内最后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组织上行动上绝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的”。确实保护和充分尊重少数同志的意见，有利于更好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党的决议更加正确，并臻于完善。

第三，指明了解决党内矛盾的途径。刘少奇同志认真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这就为正确解决党内矛盾指明了途径。刘少奇同志认为，由于党内成分复杂，就容易产生各个党员之间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的差别，就容易产生各个党员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和道德观，以及对于事物、对于多种问题不同的认识和思想方法，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他说：“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而那种企图回避党内矛盾，避免以至畏惧党内斗争的想法，放任党内某些缺点、错误和各种腐败现象不管的麻木不仁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刘少奇同志认真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党内斗争主要有三种错误倾向：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他特别总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混淆党内斗争性质的严重教训，明确指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这就为正确解决党内矛盾指明了途径。他批评了党内的那些无原则的纠纷和斗争；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整个党的利益上提出问题，而是站在个人利益或派别利益的立场上提出问题；不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好，甚至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坏，或其它目的；不是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要党采纳，或要党放弃，而只是凭自己的感情与喜怒来提出问题和进行斗争，为了一时的痛快，为了发脾气抒感慨而骂人和泄愤；在党内无原则地拉拢或打击同志，在同志间进行挑拨离间、阴谋诡计及陷害同志；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对党不负责任地乱批评乱广播及造谣、撒谎、诬蔑等等。他指出，这些都是党所不能允许的。

第四，丰富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文中，精辟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已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是对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处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也是正确的领导原则和方法。群众路线，人们一般是把它作为一种领导方法或工作方法来认识的。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突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特性。刘少奇同志提出，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已的工作。一切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都是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同时又必须到群众中，“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从实践中检验党的决议是否正确，刻苦地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以补充、修改原来的政策，使其更加完善。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刘少奇同志认为，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

二、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突出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建国初期，刘少奇同志根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如何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问题进行了认真地思考和探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中心任务、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首先，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其次，刘少奇同志明确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把经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再次，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即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残余是社会主要矛盾。第四，刘少奇同志根据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要照搬苏联东欧经验，过早地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五，刘少奇同志比较早地探索了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道路，提出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思想。第六，刘少奇同志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七，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先供销合作、后生产合作的农村发展模式。第八，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市场关系，提出了“谁领导了市场，谁就能领导经济”的著名论断。

一是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刘少奇同志在1951年3月，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1951年11月4日，刘少奇同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活中还强调说：我们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刘少奇同志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其基本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种“左”倾冒险主义。

二是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刘少奇同志明确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把经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就指出：“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一部分地区已结束。没收官僚资本及改革土地制度一部分已结束，其余亦将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1949年9月，他在北京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最高利益。1950年6月，他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三是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刘少奇同志最初在“九月会议”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赞同。之后，刘少奇同志经过对天津、北京等新接管城市实际情况的调查，修正了这一观点。在1949年6月秘密访苏期间，最终确定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残余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思想经过七届三中全会确认，成为中共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

四是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刘少奇同志最初在“九月会议”上，同毛泽东同志一道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15年时间。在天津进行调查中，他修改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需几十年时间，即在中国工业发展到生产过剩时。之后，由于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他重新将过渡时期确定为15年或20年。在此过程中，他多次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要照搬东欧经验，过早地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是比较早地探索了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道路，提出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思想，对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前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是一个重要补充。

五是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刘少奇同志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刘少奇同志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基础落后“中国资本主义处于青年时代”，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应注意发挥它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而不应该急于过早地消灭。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面性，提出要毫不留情地打击投机资本，帮助各种经济的正常发展。

六是提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先供销合作、后生产合作的农村发展模式。刘少奇同志主张农村在土改后，要让农民个体经济先发展一段时间，让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大规模地组织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前，农民可以普遍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互助组，通过广泛发展城乡商业流通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七是提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经济”的著名论断。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市场关系，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要尽可能多地改变我们一切关系为市场关系，他提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经济”的著名论断。这些思想，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三、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突出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为代表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同志最早准确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基本概念，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做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在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与方法等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2月，即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种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议不久，刘少奇同志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工厂、矿山、机关、学校中，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沿途作了多次重要讲话。4月回到北京后，他又利用陪同外宾的机会，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对五省之行作了一次总结性的讲话，这就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在《刘少奇选集》下卷中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这篇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论点，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对研究我们党关于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刘少奇同志明确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现在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转化了，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这个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所以，“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其次，刘少奇同志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则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问题上，这就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具体化。再次，刘少奇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其矛盾完全可以统一，因此，处理的方针就不能以对抗的办法来处理，不是强调斗争性，而要强调同一性。应该使人民内部矛盾缓和，而不能故意使它紧张起来，只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

一是最早准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基本概念。1951年，刘少奇同志准确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基本概念。当时，就国营工厂内部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与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之间曾发生过一场较大的理论争论。由于争论涉及到工会工作，为了妥善解决争论的问题，当时主管工会工作的刘少奇详细研究了双方观点，于1951年五六月间撰写了《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在文章中，他指出：“现在国营工厂中所要处理的，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以及由这种矛盾和关系所发生的问题”，“我们在国营工厂中必须来处理另外一种新的矛盾和新的关系”，“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

就这样，刘少奇同志将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上升为一个普遍概念——人民内部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首次使用“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来表述和概括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问题。它为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初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一个总题目提出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是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史已经证明，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正确确定工作重心的前提。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党内很快掀起了学习这一重要理论的热潮。在此过程中，刘少奇同志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充分思考的基础上，于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并明确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像刘少奇同志这样明确地用“主要矛盾”来定位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还是党的文献中，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因此，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弥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方面的缺憾，还使这一理论得到了系统完善。

三是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两个主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多种多样，但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刘少奇同志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说，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二是“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所指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两个集中点，一针见血，精辟地概括了经济、政治两大领域中人民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所以，刘少奇同志这种从经济着眼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鲜明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刘少奇同志在经济分配方面的卓越见解对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作了十分重要的补充。它不仅为这一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更增强了这一理论对实际工作的长远指导作用。

四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与方法。刘少奇同志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比较具体，特别重视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的具体研究。他在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与方法。刘少奇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作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众中的闹事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刘少奇同志指出了一些领导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的几种错误观点和做法：第一，“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这是“官僚主义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态度”。第二，“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的。第三，“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这是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它只会激化矛盾而不是化解矛盾。第四，“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因为这样实际上就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其次，针对上述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刘少奇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和方法：第一，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立场上”来看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三，要确定合适的处理方法。第四，要废除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并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根本解决分配方面的问题。刘少奇同志这种从经济上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用改革体制和发展生产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展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正是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光大。

五是要通过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来防止矛盾的激化。刘少奇同志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乃至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主和法制建设落后相联系的。他说：有些领导“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反之，作假的人倒“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对矛盾是如何激化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我们的社会就是因为在许多原则性、实质性的重大问题上，未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才使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为了使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可靠保障，刘少奇同志主张“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犯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针对一些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法制观念不强的表现，刘少奇同志还特别提出了正确处理各级政法机关与各级党委的关系这个重大而敏感问题的原则。他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刘少奇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充分显示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想。刘少奇所概括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体现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解决矛盾与防范矛盾相统一，注重当前与着眼长远相一致的辩证思想。这些重要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也反映了党的一代理论大家的远见卓识。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刘少奇同志作了过细的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从中体现了他对人民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今天看来，无论是他在理论上的建树还是在实践上的运用，都是我们党关于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留给我们党的一笔珍贵财富。

四、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突出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同志在协助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思想。

首先，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动因就是中国的国情，这是刘少奇同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刘少奇同志非常重视研究国情，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刘少奇同志早在1948年9月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化》一文中就曾经指出：总而言之，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又指出：“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1950年，刘少奇同志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还讲到：“在国民经济中，百分之九十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它们的生产力很低，耗费劳动力很大，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资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刘少奇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其次，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刘少奇同志历来主张，社会主义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的中心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提出了各项工作都应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1949年6月刘少奇同志在一份党内的报告中写到：“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1949年8月28日，刘少奇同志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没的任务就不变，20年甚至于30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在建国初期，刘少奇同志一再重申，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刘少奇同志处在领导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上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第三，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完成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转变。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又伟大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一工程，首先要解决的是道路问题，而对中国而言只能走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刘少奇同志认为，旧中国之所以落后，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长期遭受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为了改变落后状态，刘少奇同志主张必须办好两件事：一是推翻反动统治，解放生产力；二是改变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

第四，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搞活社会主义经济。刘少奇同志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搞活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许多革故鼎新的措施。一是改革管理方式，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他就指出：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不该管的事。刘少奇同志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政企分开的问题。二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把经济搞活。他在1957年上半年几次提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经济生活搞简单了，呆板了，同计划性一样，多样性、灵活性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固有的要求，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三是改善商品流通渠道，发挥多种渠道的作用。刘少奇同志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流通领域的实际，提出生产资料也应该采取商业的办法有计划地组织流通，并着手对加强和改进物资流通工作进行研究探索，在机构设置、人才选择、经营方式、资金筹措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四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刘少奇同志认为，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否则，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针对“大跃进”后出现的“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机制，刘少奇同志提出这种做法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农村要实行多种分配形式，还可以把部分田地包产到户，给社员适当的自留地，发展副业生产；在厂矿企业要有奖励制度，只有奖罚分明，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如何改革劳动制度，特别是如何打破“铁饭碗”的问题，刘少奇同志也作了认真的探索。

五、刘少奇同志对学习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贡献

七大党章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刘少奇同志身体力行，在学习、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是身体力行，自觉做学习的模范。刘少奇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极为认真，学习极为勤勉。刘少奇同志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勤奋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高是被大家所公认的，在广大干部心目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杰”之一，以至于毛泽东同志都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党》的报告，全面系统科学地概括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丰富内容及其主要特点，这就是他身体力行，带头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重要成果的展示。刘少奇同志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硕果、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二是始终不渝地致力于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提出：“现在重要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他号召，在闭塞头脑的教条主义被除数克服以后，还须努力继续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以迎接一个很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的新高潮，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党的八大上，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他要求做到：首先，要认真加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学习。其次，要加强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内学风教育。再次，要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加强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以适合于广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迫切需要，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代表党中央号召全体干部和党员，都要深刻地认识自己对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实现党的任务和要求。刘少奇同志特别对青年一代的学习问题寄于厚望，号召青年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期望青年要永远记住列宁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如何认识学习、教育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效果，刘少奇同志提出要反对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自己读了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有了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就认为自己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刘少奇同志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关键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并且处理的不错，这样才能叫有了一些理论，才算学到了理论。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会不会“立竿见影”的问题。刘少奇同志指出：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不能马上见效，效果在后边，在将来，“百年树人”基本理论教育要与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宣传应当密切配合，要在我们党内外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刘少奇同志还提出要求，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思想，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宣传部门编写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读物。

三是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实践中运用毛泽东思想。首先，刘少奇同志提出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它抛开中国的特点，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并把它教条化、神圣化；二是要反对经验主义，它与教条主义相反，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某些具体经验绝对化、神圣化。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制开来，都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局部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多次，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们党的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要克服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刘少奇同志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和统一全党的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其次、刘少奇同志提出要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核心。要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就必须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这是刘少奇同志一贯强调的。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估计到客观的可能，不要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必须艰苦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完成那些应该完成和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起来。刘少奇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存在于我们党内的空谈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冒险主义、尾巴主义等这些主观主义的作风。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的，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也与实事求是的学风相违背的。他号召，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丢到脑后的同志，要迅速地回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再次，刘少奇同志提出要坚持毛泽东同志创立的群众路线。党的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也是根本的组织路线，这条路线是毛泽东为我党确立的。刘少奇同志指出：“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刘少奇同志认为，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贯彻毛泽东创立的群众路线，充分认识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都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确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刘少奇同志严厉批评了那些不遵循毛泽东群众路线，脱离群众的做法，要求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群众的观点，克服各种各样的错误倾向，密切联系群众。（作者系原武警警种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大校警衔）